吴畅畅，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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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丝与偶像的共生关系，助推情感经济的循环生产，这原本是非政治性的视野。但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，却是政治化的，是最典型的敌我斗争逻辑。围绕正主而形成的粉丝部落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，逐渐向威权政治的模式靠拢。当粉丝把偶像称为正主，其狂热就可用正主崇拜来形容。“正主”话语所包含的对权力的细腻的体认，对自身位置的清醒的认识，类似于前革命时代的无意识，让我不惮于把它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青年运动相提并论。
我们当中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在阴晴不定的疫情潮海中，对突然窜出来的一股无定向的洋流，目瞪口呆。2月末，国内某顶流小生的部分粉丝，因不满“正主”在同人小说中被“丑化”，向有关当局举报，短时间内攻陷AO3网站。听上去，好像某种政治幽灵的回归？不过，这种历史的重复的体验感，迅速被不满“群众”、路人和耽美拥众的集体抵制所填充。这件事的后续，仍没有完结。粉丝的统一闭麦，也抵不过舆论发酵的汹涌。作为旁观者，我有很多问题想问。例如，正主崇拜，有多少可以归属于，或纳入中国独特的政治神学现象？粉丝举报的行动，如果（已经）向海外延伸（肖战作为LGBT禁忌的受害者形象，似乎开始在推特世界里流传），它将终止于何处？粉丝与偶像的共生关系，助推情感经济的循环生产，这原本是非政治性的视野。但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，却是政治化的，是最典型的敌我斗争逻辑。围绕正主而形成的粉丝部落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，逐渐向威权政治的模式靠拢。他们作为整体，偶然受到象征界里的威权-大他者的正面背书（比如，去年暑假集体“出征”，在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刷屏）。不过，这种组织化的有序，在整体环境的熵减状态的映衬下，通常有些不那么和谐的文化自治领（Dominion）的色彩。这种文化自治，从本体上说是个人主义的，这让它更加独立于威权-大他者，同时又以一种独有的形式，寄居在后者的危机管控体系中，并满足其“稳定”的目的。求助于举报，每个粉丝部落（正主本身不参与，但大多知情）完成了对其他部落的排斥，甚至跨出圈外，实现对其他文化形态的象征性屠戮（比如刚刚发生的AO3网站被封锁事件）。阿伦特笔下，举报属于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，在国内互联网的（亚）文化发展过程中，它却被例常化了，成为一种网络治理手段。它更渗入到每个成员活生生的言说和仪式中，自我凸显为人际或群际交往的普遍现象之一。这种小学生都能随意采取的举报手段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或许是破解粉丝文化的第一重谜题。商业社会里，一个商标要在竞争中获得成功，不止取决于宣推、制造噱头，还取决于它被大众认可的程度。但现在所谓的正主，多以流量明星的形象出现，社会在整体上的相对不接受，倒推着粉丝社群的闭合生长。他们清洗言语，对正主商标进行全方位消毒。群际互动中的控评、反黑和举报，便是有效的信息内部管理机制。举报，为了“维护权益”。举报，可以“维持稳定”。这是一组立场相反却对称契合的逻辑。粉丝一言不合开撕，还可以一言不合，随时向社媒后台，或者当局部门提交举报申请。不管是路人，还是黑粉或经纪公司，或电视台等媒体，对被崇拜的正主的哪怕一丝丝的非正面评价，或不公平对待，都可能驱动他们愤而举报。一些举报的理由冠冕堂皇，以公共之名的，更不在少数。不过，拿出手的写在互联网治理的纸面上的正当理由，同维护正主商标的独特财货的不可侵犯之间，产生了内爆。面对粉丝举报，社媒或有关机构的受理，又通常使它们有效。治理模式的结构性缺失，带入了举报的正式规则，因而消除了所有行为的边界感。把内爆植入后现代性理论框架的鲍德里亚估计没有预料到，虚拟空间的集体行动逻辑，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实，将不断蔓延的内爆，单一地投射到剩余快感的私人追逐上。若正主成了粉丝追逐剩余快感路上的来源（或可理解为小他者），那么，它将逆反地成为粉丝之为粉丝的原因。它能引起欲望，建立与正主共生的情感关联。它同时也近似为一种可以接近却无法到达的虚无，它取消的想象性要素，证明了粉丝之为粉丝所欲的剩余快感的落空（比如，有粉丝被正主点名，或享受拥抱等特殊对待，可能被其他粉丝孤立）。对落空的恐惧，显现为排斥。排斥的结果，就是产生较高程度的负外部性。可包括举报在内的情感“劳动”，非但没有让粉丝承担任何行动成本，反而抬高他们对实现韦伯所说的自我求证，即欲望的报偿的期待。这种解读角度至关重要，它解释了为什么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的言语和仪式，对粉丝崇拜有如此重要的作用。不过，我们仍需要用政治经济的术语，转述一下刚才征引的拉康—齐泽克的学说，来说明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条件，保障了这种欲望的矩阵的循环运动。或许，我们能借此理解国内粉丝文化的独特性。粉丝的正主崇拜，大体具备如下几条标准——个人奉献和情感劳动、规范性的确立和基于情感忠诚而建立的共同体。在一个已被拔去宗教渊源的现代国家里，它的存在，好像阿基琉斯之踵一样刺目。威权-大他者的政治仪式，一定程度上被粉丝化解为文化戏剧，也只能望洋兴叹。粉丝文化的发芽、开花和嫁接，几乎完全植根于改开后的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转型，及其形成的条件。中国的粉丝社区，是被烙上技术痕迹的，它应当追溯到2003年11月上线运行的百度贴吧。这是国内粉丝（以女性为主体）最早聚集的虚拟社群。改开前，女性响应“国家女权主义”的号召，自主地扮演“无名化与去女性化的国家英雄”角色。1980年代以来，她们被消费主义，日渐塑造成女性消费者，或女性公民。国家、大众媒体或商业广告，相互打配合，促成了这种以流行的自我赋权说为核心的女性意识的觉醒。还有外部的文娱环境。紧随1960年代日本杰尼斯的文化商品策略（此处也需要提及一种流行已久的阴谋论，它认为日韩娱乐圈和美中央情报局里应外合，共同操弄本国文化的颜色革命），韩国娱乐企业在1990年代也有意栽培各类K-pop男子组合，实施的市场战略就是将年轻女性作为目标受众。这些男子组合，从里到外背离了社会主义父权制度下男性形象的基本设定。他们的妆容和外形，显得毫无进攻性，因而，粉丝欲望的生成，首先被焊接在正主（男性）与粉丝（女性）之间反传统的拜占庭式的关系上。消费主权与女权的相互置换，催生出一种不可估量的接近于欲望经济的状态。还要充分意识到，韩国流行文化的“新鲜大胆”、政治无害，以及最重要的文化相似性，在“共同的亚洲价值观”，与“长达十年的中韩友好关系”的地缘政治的杂糅下，导致第一波正主崇拜的剩余快感，来源于被偶像化的韩国欧巴与粉丝间的状态，它维系着女性作为消费主体的事实。十几年前，韩国艺人的粉丝社群，无论从发帖数量还是注册用户来看，最能代表欲望经济体的社会形态。受崇拜的正主，小他者作为粉丝的欲望-成因，终让后者见证了剩余快感的不可能性。依齐泽克的洞察，主体于是只能愈发地依赖于资本体系。不过，还得补充一句，从一开始，在被欲望的矩阵包围着的小他者身上，权威-大他者可以看到被分解了的更像粉丝的粉丝形象：文化国家的背叛者、父权制男性的反抗者，与低俗文本的生产者。这一点，也让威权-大他者真切地感知到象征化（同一性）的败局。当粉丝把偶像称为正主，其狂热就可用正主崇拜来形容。“正主”话语所包含的对权力的细腻的体认，对自身位置的清醒的认识，类似于前革命时代的无意识，让我不惮于把它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青年运动相提并论。我提醒自己，在上述的政治经济分析之外，仍需要从历史的源流中，寻找当代青少年最有存在感的文化形态的独特性。精神分析的角度，让我察觉到50/60后，同90/00后在同样的年龄阶段上，心理结构和动机上的某种趋同。一种近乎于有限经济的稀缺情形，让无论是重积累的计划经济时代的青年，还是高度同一的全球化时期的粉丝，必须面对小他者（剩余快感）与分子水平的拥众，信仰/消费的可接近性和精神物化的藏私之间的持续对抗。个人崇拜，或正主崇拜，是在这种相对混乱的格局，和由焦虑、担心、害怕主导的氛围中，形成的忠诚模式。人格化的情感效力，依赖的不是祛魅，而是鲍曼所说的复魅（re-enchantment）的过程。看起来很牢靠的关联，或崇拜所提供的团结，却以近乎偏执的同一的言语或仪式来支撑，不容许任何异见的玷污，一旦遭遇质疑，就会强烈抵触。所以，每当我亲眼目睹粉丝言语—行动的威力——特别是相关机构的默许扩张了这种威力，都能感受到曾经年轻的父辈，在全国各地搞串连和斗私批修的能量，始终在场，从未消退。这种思考方式，可能招致风险，可它没有合法化任何人曾经遭遇的苦难，而是希望精准地将两个不同的时代症候，廓清并且对接。对接的粘合物，可以概括为偏执分裂（schizophrenia）的心理状态。很明显，它不止于临床心理学的个案分析。不同的是，上个世纪的个人崇拜中，威权-大他者与小他者是同一，重合的，这意味着，可欲的剩余状态在量上趋于无穷大，而个体实现的可能性趋近于零。所以，每个人对待小他者，永远只能保持仰视，和敬畏的姿态。粉丝对待正主，情况刚好相反，它更多源于被符号化的自家人的情感。由上至下的关照，让被呵护或被怜惜的小他者，安全地游离在威权-大他者的边界，更让剩余状态的实现（尽管依然无法实现），切实可期。在此意义上，粉丝文化，看来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。不过，不能以解决遗留问题的传统方式截断、导流或改造、收编它。如果有，那才是实在令人遗憾、甚至羞愧的事。*本文已加入“留言赠书计划”，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《风格感觉》（机械工业出版社）图书一本。